信仰不褪色！94岁老兵最后的心愿竟是……

周智夫在重症监护室中收到交纳特殊党费的收据。姜东军摄

“七一”这天，周卫华又习惯性地回到父母家中。和往年一样，烧一桌好菜，倒上葡萄酒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前。

“七一”对这个家庭来说，是堪比春节的重大节日。

和往年不一样的是，今年，父亲周智夫的位置空了。凝望父亲生前的座位，周卫华潸然泪下——

以往，父亲在这一天会“庄重地穿上他的老军装，格外高兴”。从不喝酒的他，在这一天会端起酒杯。随着酒杯碰撞的清脆响声，这名老党员、老军人那些烽火硝烟中的故事，夹杂着葡萄酒的酸甜，滚滚而来。

“爸，节日快乐！”周卫华和家人举起酒杯，对着那个空着的座位喃喃说道。

3个多月前，94岁的周智夫安详地合上了双眼。从全国各地赶来的5个儿女，为他穿好心爱的军装，泣不成声。

周智夫，一个在旧社会长大的穷苦孩子，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战士，一个有着75年党龄的老党员，一个从旧时代走来、见证新时代的老兵。他平静地离开了，走得很幸福——

“我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幸运，我活下来了。活了这么久，活得很幸福。”这是周智夫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“我没有遗憾了！”这是周智夫躺在病床上了却最后的心愿时，对家人说的话。

这位老人最后的心愿究竟是什么？

是想见远方未能回来的儿孙，还是想再看看当年征战沙场的照片？

都不是。

答案在那张鲜红的党费收据里——2018年初，病重的周智夫委托家人向党组织交上了12万元特殊党费，“这是连这辈子剩余的，带下辈子的党费”。二女儿周卫平说，当父亲用颤抖的手，轻轻捏住党费收据时，戴着氧气面罩的他，眼神中满是激动。

1955年，周智夫获得了解放奖章。

老兵最自豪、最传奇的军旅人生，浓缩在一枚枚军功章里

周智夫的儿女都知道，父亲最宝贝的东西都藏在一个小木盒里。这个深褐色的小木盒又被藏在家中那个大衣柜的夹层抽屉里。如果岁月可以被收纳，周智夫最自豪、最传奇的那段军旅人生便都存放于此。

打开小木盒，来自战场的硝烟与轰鸣仿佛弥漫开来——盒子里装的，是周智夫的军功章。

解放奖章是一枚小小的金色胸章，红色的五角星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着光芒。这枚颁发于1955年的奖章，是周智夫参加解放战争的见证。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，奖章看起来仍像是崭新的，鲜红的五角星色彩依旧。

比奖章更为深刻的印记，是留在他右胸下部一个长达10厘米的凹陷。

1946年，国民党军队兵临安徽濠城外。时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的周智夫，和战友们守着城里的粮食。战役打响之前，周智夫对战友们说：“若是这粮食被抢去了，那意味着濠城也将失守。濠城失守了，国民党就会像洪水一样北上。”

子弹迎面射来的时候，周智夫正向不远处的一名敌人举枪射击。

“砰！”子弹在他的左肩上旋开一个口子，来不及反应，子弹又顺着轨迹贯通了他的右肺，接着冲出他的身体，径直插入他身后通信员的小腿。鲜血很快将他们的衣服浸透。

再睁开眼时，周智夫发现自己躺在后方医院里。他缓了一下神，想要坐起来，却发现根本没有动弹的力气，撕心裂肺的剧痛逐渐蔓延全身。

那是真正的“撕心裂肺”——这个贯通伤让他失去了右侧第六根肋骨，以及近三分之二的右肺叶。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抬下战场，让他活了下来。

和周智夫一起负伤的通信员，截肢了。没过多久，他伤口感染，病情不断恶化，几天后牺牲在医院里。

敌人的炮火震碎了医院的门窗。医生、护士和周智夫的战友们，抬起担架转移阵地。刚刚做过几次大手术的周智夫无法行走，战友们抬着他一路北上。望着天空中弥漫的硝烟，周智夫好多次眼角不自觉淌出泪水。

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手术，被战友们抬着、搀着，一路从苏北辗转至东北。当时只有20多岁的周智夫，明白了什么叫“九死一生”，心中也永远地刻下一个信念：“我的命，是组织给的。”

外孙周洵在5岁的时候，第一次触碰姥爷身上这道“可怕的伤疤”。懵懂之中，姥爷第一次给他讲了“打仗的故事”，他“虽然不太懂，可依然觉得很神圣”。再次触碰，是2011年周洵第一次带新婚妻子去探望他。

看着一手带大的外孙成家立业，一向少与小辈交流的周智夫打开了话匣子，从苦难的童年讲到安享的晚年。讲完后，周智夫郑重地将两个年轻人的手交叠在一起，说：“你们要好好的。”

周洵曾想向姥爷讨一枚军功章做纪念。妈妈告诉他，趁早打消这样的念头，“那几枚军功章，你姥爷看得比命还重”。

干休所为周智夫拍摄的单人照中，他最喜欢这一张。

时光可以让他的老军装褪色，却无法让他的心褪色

周智夫的家中有一个黄色木纹的大衣柜。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时髦物件，现在成了“老古董”，摆在他简朴的家中，依旧不显得突兀。

柜子里挂着周智夫最爱穿的军装，一共3套，他却只换穿其中两套。他觉得，“有的换洗，两套足够”。两套老式军装的袖口和领口都有磨损，却干干净净，平平整整。而另一套崭新地挂在柜子里，直到他离开也没上过身。

阳台上，放着两把藤椅。如今，空了一把。

料理完周智夫的后事，老伴娄淑珍依然会像从前一样，每天坐在藤椅上晒晒太阳，看看楼下车水马龙。有时，一坐就是半天。

结婚的时候，周智夫17岁，娄淑珍19岁。没过两年，周智夫就秘密入了党，参加了革命。知道丈夫受了重伤，娄淑珍带着年纪尚小的大儿子去看他。没待多久，她就赶紧回家去了，“家中还有公婆，孩子还太小，哪里都离不开”。

就这样等呀盼呀……再见到丈夫时，这个坚强的、“从不掉泪”的女人，趴在丈夫肩头，哭成了泪人儿。多年的心酸与委屈，随着泪水倾泻而出，一点一滴渗进了丈夫的军装里。

最大的苦，并非来自生活，而是你不在身边。有你陪伴的日子，再多坎坷，也是幸福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每一次都是周智夫到新单位一安顿好，娄淑珍就领着孩子、拖着行李追随而来，从南京到重庆，从重庆到云南，再从云南到北京。

即使漂泊，有你，便是家。

生活一天天变好，周智夫却发现身边有的人开始有了变化。他试图去劝解，却碰了一鼻子灰。

回到家，周智夫一把拉起正在洗衣服的娄淑珍，紧紧握住她湿漉漉的手说：“我绝对不会变心，我们要好好的，要白头到老！”

娄淑珍被丈夫突如其来的表白“吓了一跳”，愣了会儿神，两朵红晕在脸颊泛了开来。

坐在藤椅上的娄淑珍一脸幸福地回忆着过往，时不时抬起手捋一捋银发，然后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不是就白头到老了吗？”

看着一双眼睛笑成两牙弯月的娄奶奶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生活磨去了他们的棱角，磨掉了他们的激情，却把他们的感情打磨得温润而纯粹。

有时，儿女们会看到娄淑珍一个人坐在周智夫的床上，用手轻轻抚摸那一身她不知洗过多少回的军装。

摸着摸着，眼泪就掉下来，一如当年，渗进他那褪了色的旧军装。

1963年10月13日，周智夫全家在重庆拍摄了这张合影。

在党员的角色中，他是“无情”的；在父亲的角色中，他是温情的

二女儿周卫平最遗憾的事，就是搬家时弄丢了那个木箱子。

那是一个极普通、甚至做工有些粗糙的木箱子，却是父亲亲手为她打的木箱子——箱子的木板，是他们从重庆搬家时，用来保护家具的木板；箱子的合页，是家中不知做什么东西剩下的两块碎皮料。

17岁那年，周卫平中学毕业。看着周围的小伙伴一个个“消失”，她和妹妹周卫华四处去打听。然后，她们知道，小伙伴们都当兵去了。

姐妹俩相差一岁，想法相通，挑了周智夫在家休息的一天，同时跟父亲开了口：“爸，送我们去当兵吧！”

周智夫一听，停下手里的活，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姐妹俩。

周卫平和周卫华从小没离开过父母。大儿子周华十几岁时，就自己去参了军，转业之后留在了江西；大女儿周雪文，在他们举家离开重庆前参加了工作，任凭周雪文怎么在信中哭诉孤独和难过，周智夫都不肯让她辞工去云南找他们；小儿子周卫民毕业后，听了父亲的话，“在哪里都能闯出一片天”，从云南退伍后，便只身回到江苏老家去创业。如今，只剩这对姐妹在他们身边了。

周卫平被盯得心里有点发毛，开口道：“您是不是舍不得我们离开？”

“你哥哥姐姐我都没让留在身边，我会舍不得你？”周智夫回答。

“那是为什么啊？我们当兵，这不就是您开口说两句话的事嘛？”周卫平不依不饶。

周智夫刚刚面无表情的脸上，立马露出了愤怒的神情：“别说两句话，就是一句话，我也不给你开这个后门！”说完，一转身出了屋。

周卫平心里郁闷极了，心想自己怎么不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一连几天，她都有些赌气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她一回家便说：“我要去插队！”

周智夫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去吧，插队也挺好，一样锻炼人。”

娄淑珍知道事情原委，却也不开口劝。多年来，她习惯了周智夫的行事作风，也习惯了让孩子们去自力更生。

星期天，周卫平吃过午饭便出去找同学散心。下午回家一进院子，就看见父亲手拉大锯在锯木板。她从来没见过父亲做木匠活，这会儿是要干嘛？

院子里叮叮当当一阵响。

“小卫平，你来看看，这个箱子怎么样？”周智夫一边抹汗，一边笑嘻嘻地问周卫平。

“好呀，真好！爸爸，你还有这手艺呢！”周卫平用手摸摸皮带合页，笑着回答。

“那送给你插队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真的吗？这是送给我的箱子吗？”周卫平之前心里的气一下子消了。

“那时候，能有个属于自己的箱子，绝对是奢侈品！”周卫平将箱子内壁贴上一层纸，把衣物小心翼翼地放进去。箱盖一锁，小姑娘趴在箱子上傻乐。于是，这只两尺见方的小木箱，成了周卫平最宝贝的东西。一把小锁头，锁着周卫平所有“值钱的物件”，锁着少女的心事，也锁着周智夫作为一位父亲的温情。

父亲走了，木箱子丢了。周卫平觉得这是她最大的遗憾。

周智夫在干休所小花园中阅读报纸。姜东军摄

岁月可以流逝，老兵的情怀永远不变

直到现在，周智夫的卧室仍保持着他住院前的样貌——

窗台上，摞着四本他正在读的书；一台小电视，放在离床两米远的地方，一打开，还是他之前只爱看的新闻频道；床头柜和黄色大衣柜的年纪相当，深褐色的柜门已经没法关严，周智夫常用的新华字典、放大镜等全放在里面。

柜面上，还摆放着他去年收到的一件小礼物，这件小礼物“不值钱”，他却爱不释手。

那是一个金紫荆花造型的音乐盒，上面的塑料包装袋仍保存完好。可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包装被打开过许多次，不干胶早就失效了。

小女儿周卫华看着音乐盒，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开心的笑容。

2017年6月，周卫华跟着旅行团来到香港。旅游大巴车上，导游拿出音乐盒开始兜售：“现在大家手中的音乐盒，是香港的地标建筑——金紫荆雕塑的微缩版。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，中央政府把雕塑送给香港，寓意香港永远繁荣稳定。”

周卫华仔细端详着手里的这个小东西，心里盘算着一件事。

这时，导游接着说：“打开它，音乐盒就会奏唱国歌。”说着，导游打开隐藏在底座下的开关，铿锵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飘荡在车内。

周卫华听到第一个音符的瞬间，将手揣进口袋，掏出20块钱，买下了它。

“我知道，我爸爸一定会喜欢的。”周卫华笃定地说。

后来，周智夫的反应印证了女儿周卫华的预言。捧着音乐盒，周智夫看了又看。他从没去过香港，可是他在电视里许多次看过这朵美丽绽放的金紫荆。周卫华轻轻拨动底座开关，打开音乐盒。

“当时，我爸爸的眼睛都亮了！”

周智夫把音乐盒里飘出的国歌听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周卫华告诉他，没电就听不了了，他才关上开关。从此，这个音乐盒也成为周智夫生活中最常用的东西，陪伴他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一段岁月。

暮年的周智夫，时常打开装满军功章的小盒子。看着自己的军功章，跟老伴儿说：“要是那小通信员还活着，现在也是儿孙满堂了。”

娄淑珍坐在他身边，静静听他说着，她知道，没能找到牺牲通信员唯一的哥哥，是丈夫心里的一个结。所以，这些年，他这么努力，这么执着，这么坚持，这么“固执”。那为今日之和平流过的鲜血里，有他自己的一份，有他战友的一份。

2015年“9·3”胜利日大阅兵前一天，干休所将一枚闪亮的勋章送到周智夫的手上，上面写着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。

周智夫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，捧着纪念章的双手不停颤抖。家人想要接过勋章瞧瞧，却被他一手挡开。那是一枚没有他的允许谁都不能碰的神圣勋章。

阅兵当天，周智夫早早起床，吃过早饭，站在镜子前认真整理身上的军装和那顶呢子军帽。然后，小心地从盒子里取出纪念勋章，郑重地挂在胸前，连绶带都整理得平平整整。他腰杆挺得笔直，端坐在电视机前，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。那坐姿，一如当年坐在小马扎上的那个新兵。

那天，老兵方阵通过天安门时，这位91岁的老兵缓缓抬起右手，在电视机前颤抖着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。（孙伟帅）